今天《南方都市报》的“东莞读本”刊登了记者对我的提问。我看到标题吓了一跳，标题：“冯峰：死后骨骸将捐给艺术教学”。尽管标题的内容的确是访谈中我说的，但还是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本预想的标题是“艺术，是我们探讨生活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是能概括整个对话的标题，但我想，假如我一早起来拿到报纸翻开一看，哪个题目会更能引起你的注意？更能刺激你的好奇心？显然，我的那个优雅的标题是不起作用的。这让我理解了为什么人们常常记住了那些比较刺激的作品，比如“尸体”呀“脱衣服”呀之类的，至于里面说的是什么作品在传达什么并没有太多人想要了解，而且，很多人就觉得当代艺术都这样。人们的记忆常常会扑捉那些刺激的信息，而不是重要的、完整的信息；大众媒体也就自然懂得释放什么样的气息能引来更多的鲨鱼。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记者拟定的题目相当专业。而且在我吃惊过后也非常喜欢。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的一个题目。http://gcontent.oeeee.com/a/15/a1519de5b5d44b31/Blog/4b9/5ccc60.html（以下是完整的访谈，《南方都市报》刊出的是其中的节选，大概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样子。）
艺术，是我们探讨生活的一种方式
——冯峰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
记者：有人说，当下国内的实验艺术过多聚焦于尸体、人类生殖器等，实验艺术太过于依赖载体本身的噱头，而缺乏有视野有深度的创作，你如何认为？
冯峰：其实，中国的实验艺术不乏有视野有深度的创作，也很多样。只是大家比较容易记住那些带有刺激性的东西。这是一个误解。是否具有实验性跟你说的载体无关。判断一个艺术家的工作是否具有实验性，是看他或者她能否给这个领域带来新的可能性，如果能，哪怕载体只是一只苹果它也是有价值的，如果不能，无论他用什么样刺激人的载体，依然是陈腐的观念，对艺术领域不会有丝毫推进和贡献。另外，象你说的这样的作品是很小的一部分，人们误以为这就是实验艺术的全部了，大家常说的一些刺激的例子并不一定就具有实验性。这样的作品，不见得就都是实验艺术。
记者：你是实验艺术家、雕塑家，同时你又是实验小说家，你如果看待艺术各个领域、艺术与文学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和通道？
冯峰：我只愿意是我自己，我就是一个个人。我的创作是我的兴趣和思考，是我的生活方式也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仅此而已，跟你说的这些称号无关。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创作只是表达你的想法，原来的技术门槛已经成了公共常识，就像摄影，今天不懂摄影技术的人也可以作出优秀的照片。至于艺术和文学，在我看来，视觉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这两种语言有时可以交错，甚至可以翻译，但有时候不能。比如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第一句：“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样一个叙述，贯穿了多重的时空，只能用文字才能理解，用绘画、摄影或者电影都无法将这个时空关系说清楚。再比如博尔赫斯的小说《沙之书》，讲述了一本无始无终的书，它的书页会消失，每次翻开就再也找不到原来那一页。通过文字，我们能够相信有这样一本书存在。但我们却无法真的做出一本这样的书，这个时候，视觉语言是不起作用的。
文字语言是线性的，像是走台阶，你要从头走完才能知道整个事情；视觉语言不是线性的，它像一个迎面击来的拳头，你还没反应过来它就到了。
我觉得,有的想法适合用小说表达，有的想法适合用陶瓷表达，有的适合用水泥，然后，我就去用了。我只是对做东西感兴趣。我并不想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或者一个陶瓷专家。我的职业是教师。其他的都是业余爱好，没想要背在身上。
记者：广州三年展上，听闻你的《金狗屎》惹上了官司，现在进展如何？
冯峰：不是惹上了官司。是广东美术馆用律师函的方式要求我们修改作品，说如果不修改就会封闭作品。但这件作品的方案是经过了美术馆和策展人的审核通过并已经展出的。所以我拒绝了再一次修改的要求，这件作品就被封闭起来了。到现在已经封闭了一个多月了。但不知道接下来广东美术馆会如何解决这件事，这需要我们坦诚地协商。这件事如果解决不好，人们就会问：广东美术馆究竟是人民的还是赞助商的？
其实，这件作品是在讨论资本时代艺术创作的自主性可能的状况。就是说，在商业赞助的合作模式下，美术馆的展览和艺术家的创作是否有可能被商业目的所左右？如果美术馆沦为赞助商的宣传工具那就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如果因为有品牌出钱，艺术家的作品就不能对奢侈品和消费主义价值观进行批判，那就是艺术的悲哀。
这是严肃的艺术问题。值得赞助商、美术馆、艺术家、理论界和公众共同探讨的问题。它只涉及对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并不涉及法律和官司。只是大家一看到律师函就马上联想到了官司。
另一个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球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一个人均收入还很低的国家。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究竟在过谁的生活？奢侈品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我们童年的教育是艰苦朴素，所以我们崇尚和消费奢侈品时是在模仿别人，是想成为他人，这就难免显得笨拙和不自信。其实今天的潮流并不是奢侈反而是破旧、环保、再利用，刚好跟我们儿时的价值观相吻合。我们根本不需要模仿他人，就做回自己就是最时髦。我们正好赶上了。
记者：艺术是不是还是少数人能理解的东西？如果艺术变成少数人才能理解的东西，艺术是喜还是忧？
冯峰：其实今天的艺术离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近了。每个人对一件艺术作品的理解都不尽相同，重要的是去感受，任何人都可以对它解读，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今天的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地教育观众，它只是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讨论，探讨另一种或另一个角度的可能性。它是对我们已经形成的惯性生活的另一种思考，它是探讨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并且是很美好的方式。今天的艺术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无论是讨论还是质疑甚至是批评，这都是参与其中的方式。今天人们和艺术的关系显然更多元化了，不像过去我们面对艺术仅仅是去仰视它。
记者：你之前的《黄金时代》用真头颅镀金，引起实验艺术创作道德底线的争议，你认为实验艺术有没有底线？
冯峰：我们都知道有一种体育，攀登雪山，非常危险，花很多的钱，搞不好，一个人出事儿还会搭上整个救援队伍。我们会不会问：这样做道德吗？为了个人兴趣搭上救援的几条人命？再说拳击，两个人互相打的鼻青脸肿，为什么没有人问：这样道德吗？今天的体育竞赛哪一项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举重运动员的腰椎是扭曲的，田径运动员筋腱常被拉伤，菲尔普斯的身体严重畸形，拳王阿里颤抖的手就是体育对他身体造成伤害的见证；但是，我们却为他用颤抖的手点燃火炬而鼓掌。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体育就是对人的身体运动的极限的挑战，是人类对“超越”的永不知足的追求和实现后的喜悦。这就是体育的价值。
如果说，体育是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和探险，那么，艺术就应该是对人类想象力的挑战和探险。
这样的类比，其实不对。因为艺术不是竞技赛，它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程式，它挑战和探险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得“第一”。也可以说艺术没有第一。体育可以这样，比如说：跑步，你跑了十秒钟跑到了，我一个小时才跑到，这个就是体育的衡量，它只是一个单向的量化的衡量。但是艺术就不能这样衡量，或是我们不说艺术，说生活就不能够这样衡量——归根到底，所有关于艺术的讨论离不开关于生活的讨论——如果生活这样衡量的话，我们所有的男人都去追求一个女人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爱的人。艺术也是这样，艺术跟生活是连在一起的，它更多的倾向于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思考，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对世界的一种认识。艺术是探讨生活的一种方式，探讨它没被发现的可能性；它不是一种竞技赛。如果都是竞技赛这样的方式，我们发现最后“第一”只有一个人。如果这样，所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去，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是厉害的，那十几亿人口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假想这十几亿人口都把他精彩的一面释放出来，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艺术为什么要“实验”？
回看人类的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实验”的历史。1752年，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经过风筝实验得到了“电”，并积聚在一个现在叫莱特瓶的容器中。也就是很多书中说的，有一个人在一个雷雨天时，在风筝上放一把钥匙，然后拉风筝的线另一端连接在莱特瓶中，得到了电荷。这就是著名的费城实验。当时，富兰克林的一位朋友问他：你弄这个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在今天，已经不会再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了，今天的人离开了“电”几乎不知道该如何生存，但在当时，富兰克林也不知道“电”会有什么样的应用。所以，他用了一个反问句回答：你说出生的婴儿有什么用？
“实验”就是要探讨未知的、未发现的、还没出现过的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要开辟用智慧和想象力解决问题思考问题的生活和艺术道路。
其实不只是艺术，从历史的角度看很多标准并不是一个恒定的，一切都在变化中。即便是道德的标准也是在变动中的。我记得在欧洲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件事，在大学的讲堂门口有这样的标示：穿裤子的人不得入内。在那个时代，穿裤子被视为不雅，当然不是说什么都不穿，那就更不雅了——这也是我们的文明和观念让我们觉得不雅，在非洲某些部落也不会觉得不穿就不雅——显然，那个时代是穿袍子的。再比如说，伊朗会处死同性恋，因为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但我们却知道处死同性恋是不道德的。当然，艺术不是为了挑战道德底线的。有很多挑战道德的行为跟艺术没什么关系。艺术有他自身的一个系统，历史的链条，上下文关系。看一个艺术家的工作，或者一个事件，要把它放在这位艺术家的整个工作链条中去判断，我们很难把它割裂开去看，把整体隐去，单个事件是无法准确地判断它的价值的。抛开艺术家的整个工作链条，只看单件作品是看不懂得，也没法判断。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某人做了一件和某位艺术家一摸一样的作品却不被认为是艺术。单个行为是构不成艺术工作的，观念是累积而成的。这就是贡布里希说的“根本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杜桑曾经说的，他不相信艺术，而愿意相信艺术家。
如果说，艺术家的整个工作是一件完整的婚纱，那么，那些被称为他的作品的东西，只是这件婚纱上镶嵌的珠片，将整件婚纱隐退只留下那些珠片，我们是无法读懂的。抛开艺术家去谈作品是另有目的的。不要夸大单个行为的含义，我们把它放回到艺术家的工作链条里去看，是怎么一回事，就一目了然。
记者：同样，你的《黄金骷髅》被今日广美网站评为八大最不能接受的艺术，你如何看待公众的眼光？
冯峰：有人认为，《黄金时代》是对当今的物欲世界，以及拜金主义的讽刺和批判。其实，我当初制作它时，只是希望通过它向古代艺术致敬。但我仍然很喜欢他人的解读。正是他人的解读和时间上的巧合丰富了它的经历，同时，也丰富了我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人们根本不需要知道我之所以制作它的初衷和原因，那只是个人的事情，作品一旦完成，被展出后，任何人都有权利对它进行解读。作者并不拥有最终的解释权。
后来，听说有人在网上批评我的《黄金时代》，进而，又被网络评为“最不可接受的8件艺术作品”之一。曾经有人问我，使用人骨是否征得了死者或其家属的同意？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只是我有另一个问题，在医学中用了那么多的真人骨头做实验和标本，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呢？为什么那么长的历史没有人在这一点上去质疑医学，却质疑艺术？你能告诉我吗？
我想这样：我死后，把我身上有用的部分，比如心肝脾肾眼角膜皮肤什么的，乱七八糟的能用的全捐了。完了把剩下的骨头处理干净——当然，这可能要劳烦我的学生们和医学院的合作了，把我的骨骸同样制作成一副骷髅骨架，捐给广州美术学院教具科；让它作为一副道具，供后来的学生们画素描好了。什么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拿自己一个人做起，用不着把个口号去号召别人。
记者：和实验艺术给人无法分辨的现状一样，很多行为艺术比如海容天天脱光了钻一个笼子等，同样存在着人人都可以实验艺术，人人都可以行为艺术，这里面，什么是艺术？
冯峰：的确，人人都有创作的权利。但不是所有的创作都会给艺术带来新的可能性和推动。如果能，他就给艺术领域提供了新的内容，他的价值也就会被肯定；如果不能带来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思考，那就没有价值。这个判断，跟脱不脱光没有关系。
什么是艺术？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有很多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写书讨论这个问题。比如丹托的《美的滥用》和《艺术的终结》都是在讨论“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品？”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所谓的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答案是没有价值的，它只会让我们停止思考；提问和思考以及这种去探讨和寻找的愿望和过程才真正让我们获得生长。我想，一个艺术家一生的创作也是在讨论和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个人化的回答。
记者：给人感觉，你的艺术是疯狂的，你在教学中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局限，还是你面对学生的时候，会不会有所顾虑？
冯峰：十九世纪之后，社会对艺术家的普遍印象就是：艺术家大多是疯子。其实，这跟梵高故事的传播有关。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形象不是这样的，像达·芬奇非常理性也非常智慧；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也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代许多艺术家都是文人、官员。为什么近100年来人们对艺术家会有这样的印象？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一个传播学和社会学的问题。其实，在艺术领域疯子一点都不比其他领域多，我们知道的也就梵高一个。在哲学领域伟大的疯子比艺术领域多。比如尼采，比如马科斯·韦伯，而且马卡斯·韦伯的重要的著作大多是在他疯之后写的。但人们从来不会认为哲学家都是疯子。还有像数学家纳什，前几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也从不认为数学家会是疯子。这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人们常会把艺术简单地划分为感性的，而哲学和数学是理性的；理性就远离疯狂，而疯狂总跟感性相连。这种简单错陋的思维惯性很容易让我们对事实视而不见。如果说局限的话，正是这种观念和思维局限了你去认识这个世界，也局限了你去认识美好的事物，包括艺术。如果你愿意放下这种误解和道听途说，让自己真正地去感受和体验这个世界（当然，这中间也包括去体验和感受艺术）的话，你得到的一定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我对我的学生们也是这样说的。我建议他们勤于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我在学校里是一位很受欢迎的老师。我的艺术也跟我的人很像，我一直希望朝着思辨和理智的方向去。我的性格也偏向内敛和含蓄。
记者：在广州、深圳一些城市，常见街头雕塑、涂鸦等，给人感觉会有些艺术气质，而东莞，你如何评价这个城市可能存在的艺术气质？
冯峰：我对东莞并不十分熟悉。看一个城市的艺术气质，除了她所特有的历史和城市质感的独特性，同时，也看她是否有多元的复杂性，这两者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活力和特色。但这些首先应该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是城市自身成长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是一个虚假的装饰。
记者：东莞有很多旧工厂，有些破坏掉了，有些改造成了博物馆、艺术品交易市场等，对于旧厂房的改造，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
冯峰：近些年来，旧工厂的改造和再利用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潮流，这是我们的进步。虽然这个进步是潮流的推动，有一些也做的不大好，但至少是一种学习。假如有机会，我很愿意参与其中，去做一些思考，做一些尝试。2010年，我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筑设计作品“时间中的宫殿”（与澳大利亚IAPA合作）就是一种对历史怀念和建筑与生命的一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