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斌
在“三个立场——当代·实验系列展”中，冯峰展出了他的新作《世界》。他将自己搜集到的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广东民间旧家具（主要是桌椅）的台面刷成各国国旗图案。这些国旗是华人移民在五千人以上的国家的旗帜，很多国家的国旗是由三块颜色组成，而广东旧式餐桌桌面正好也是可以折叠的三片式连接。种种机缘使得两种看似不相干的元素——广式旧家具与各国国旗，拼合到了一起。
应该说，乍一看，这件作品颇有些让熟悉冯峰的观者感到意外，因为它与冯峰其他作品难以构成明晰的脉络关系。冯峰的创作和思考本身就是极其丰富而庞杂的，这从那收录了他近十年的创作手记、访谈及有关文章的《时间的残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中便可见一斑。我曾从他的创作所经常涉及的“身体”话题入手，试图依循“身体”、“生长”的理念来描述他那异彩纷呈却又关系致密的创作体系。比如，他的作品中有对身体各个部位的极具视觉震撼的展现，对中医的体认，对自然生长的推崇，以及对消费社会症状的叩问等等。在针对消费社会症状的这一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盛宴》，这一由屁股、脑、大肠、骨头、心脏形状的雕塑跟惯常的食品以及华丽的餐具组成的盛大而怪异的宴席，着实可视作当今“高歌猛进”的中国社会的最好象征。我们也可以看到与艺术家对生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的着迷相关的《W》、《C》以及《金狗屎》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麦当劳、香奈儿标志被改装成生殖排泄符号，与在第四届广州三年展上抗议爱马仕强权的“金狗屎”一起构成对全球化消费的幽默隐喻。
虽然《世界》不再具有某种身体的元素，但如果要从以往的作品中找到冯峰新作的逻辑生长点的话，我觉得，新作有两个方面与最后一种类型的思考紧密相关，一是广东本土的食文化，一是对世界的想象。比如《盛宴》就来自于冯峰对于广东餐馆的真切感受——什么都可以入食，各种讲究的烹饪，人声鼎沸的场面，他由此联想到中国的经济奇迹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的盛大景观。而对国际品牌标志的改造则反映出他对全球消费的视觉和生理的某种想象性构建和肢解。《世界》就是从广东本土文化出发标示出中国对世界的一种想象。以餐桌为主的旧式家具或许代表着某种固有的世俗的积淀，而万国国旗则可以视作国际化的符号表征。虽然国旗无疑浓缩了其代表国家的文化底蕴，但在更多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提供想象资源的标识性符号。两者拼合一处，正好非常直观地应征了中国近现代走向世界的现实——带着自身的基座，拨弄世界的拼图。这种现象行之于视觉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遍布于广东侨乡的碉楼，那集中国传统乡土建筑和国外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建筑样式“碎片”于一体的“四不像”造型，就很好地说明了中外文化融合的方式和特点。如果按照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说法，混杂的状态才使得被接受的一方产生能动性和生产出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将冯峰的《世界》比喻成一座表达中国人的世界梦想的“碉楼”。
值得一说的是，这种有关本土与全球的互动关系的讨论是当代艺术界重要的母题之一。比如巫鸿领衔策划的“首届广州三年展”便将“本土与全球”作为其中的构成部分。而另一策展人、批评家侯瀚如的文本中则不断出现“全地”（glocal）或“全球—本土性”这样的词汇。他强调一种“中间地带”——超越旧的民族—国家秩序，超出东西方的分离，一个全球和地方彼此重叠，可谓之“全地”的空间。 2000年侯瀚如参与策划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便力图探析上海城市化发展过程所产生的特殊文化状态——把最“全球性的”和最“地方性的”种种因素嫁接混合，创造出奇特而又极端“现代”的成果，一种不遵循西方式的理性主义发展模式的“另类的”现代化模式。 同样的策展思路还体现在侯瀚如领衔策划的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中，该展以珠三角为核心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另类的现代化模式及当代艺术文化现象。此外，我们还可以联系到近些年国内批评界对于中国生存经验和文化身份的强调，如王林提出的“中国性”问题，他说：“我们不能把中国性建立在一种集体想象的中国性之上，当然也不能建立在西方人的东方想象之上，核心是如何在现代公民社会中建立人的自身文化身份的问题。”
冯峰的《世界》自然与上述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思考语境分不开，他创造性地而非反映论式地呈现了本土与国际叠加的现象，他标识出了中国全球化梦想的话语征貌，反过来看，这对中国和世界的想象有着去魅功效。其实，在社会思想研究领域，对于中国眼中的世界和世界眼中的中国的观照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文化交流与碰撞当中出现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想象、嫁接构成了世界的混杂性，并由此生成新的话语迷障，需要学界作考古学式的清理。那么，接着要追问的是，去魅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东西方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彼此混合交织，“表明了一种全球维度的加剧。‘不同文化代言者之间的讨论，行星式的协商（planetary negotiations）’在今天似乎正在变得畅通无阻”（尼古拉斯·波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 与全球-本土话题密切相关的去殖民理论也不断有所推进，后现代、修正现代性、另类现代性、次级现代性、外围现代性，乃至超现代等概念被有的人认为仍然是以欧美中心的现代性作参照（米格诺罗Walter Mignolo）。卢布尔雅那现代美术馆馆长泽丹卡·鲍多维娜克（Zdenka Badovinac）就说：“本地区具体知识的生产与本地区前卫谱系的生产，是在一种平等基础上建立任何‘行星式协商’的先决条件。” 这，应该不只是当代艺术家应采取的态度。